親歷中俄關系60年：我的回憶錄

成為記者：不是謀生手段，而是終身職業 

對我來說，今年有兩個有紀念意義的日子值得慶祝。首先，我即將年滿85歲，同時，今年也是我在新聞行業工作的第六十個年頭。1951年，我成為《真理報》的一名正式記者，之後在那里一幹就是40年。1991年蘇聯解體後，我也退休了。後來，我曾在一檔很受歡迎的周日節目《國際視野》中擔任主持人，就這樣過了13年了。

過去的7年里，我一直是《俄羅斯報》的專欄作家，而目前，我在為《俄羅斯報》旗下的周報工作，這是一份發行量能達到300萬份的報紙。

60年來，我不僅僅是一個記者，同時，還出版了20本書，總銷量超過700萬冊。

工作以來，我一直希望能向國人傳播國外正確的認知方法，避免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別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道德標準，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及行為準則。這是“生命的語法”，這也是與國外民眾取得心靈共鳴的關鍵所在。《一束櫻花》是我寫的一本書，1970年刊發在《新世界》雜誌上，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創作信條的一種充分體現。

俄羅斯人和中國人 

1953年3月，我和妻子坐上了開往中國的“莫斯科-北京”列車。當時，我們的臥鋪包廂依然保留著戰前的紅木鑲板，還配有獨立衛生間。來送行的親人帶給我們許多食物：一鍋餡兒餅，滿滿一罐兒黑魚子醬，還有很多甚至都夠我們環遊世界的美食。當然，在沿途的車站上也能買到當地的美味，比如：熏制的貝加爾湖秋白鮭等等。旅途中，一周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後來，我們也不止一次的沿著西伯利亞鐵路進行過類似的旅行，一般我們會盡量邀請會彈吉他的夥伴同行，以解旅途之苦。這一點兒不難辦到，不少來自河內和平壤的記者同行們也是乘坐這條線路上的火車前往莫斯科的。

最終，我們抵達北京。初到那里，感覺街道空曠，只有古老城墻上的巍峨挺立。街上行駛的多半是三輪車，偶爾會有一輛繳獲為戰利品的吉普車或者蘇聯的“勝利”轎車駛過。來接我們的中國記者也開著“勝利”牌轎車。

《真理報》駐華記者站位於北京的市中心，在緊挨著王府井商業街旁邊的胡同里，胡同有一個頗有本地特色的名字“甜水井”。

這里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三間平房外加一個院子。窗戶上糊著一層卷煙紙，地上鋪著草席子，下面還發現一窩蠍子。房間里有爐子，可以燒水、做飯，取暖等等。

50年代的北京，一共只有12位駐華大使和15名外國記者（如今，北京的外國大使超過200人，外國記者也有幾千人）。因此，每次在北京飯店舉行官方招待會時，所有的駐華外國使節和記者都在受邀之列，很有家庭聚會的感覺。毛澤東與尼赫魯、蘇加諾、胡誌明、金日成等其他國家領導人，就坐在離我們幾米遠的地方。席間，總理周恩來經常會到我們桌來敬酒。有一次，在得知我會說漢語後，還專門和我聊天。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歐福欽（字面意思是歐洲的幸福大臣），正是周恩來總理給我起的。記得有一次，周總理突然邀請我前往中南海做客，問我：“不少外國記者都要求采訪我，為什麽蘇聯記者卻從來沒有這麽做過呢？現在問吧，什麽問題都可以”。

突然，我一下傻在當場。一直以來，我很想知道，什麽時候中國才能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成員。於是，我還沒有好好組織語言，就脫口而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麽時候加入聯合國”？周總理馬上回答說：“對於《真理報》這樣的報紙來說，提出如此錯誤的問題是非常糟糕的。我們不是準備加入聯合國，中國就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現在，國民黨蔣介石把持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因此，對中國來說，不是何時加入的問題，而是何時恢複合法席位的問題”。

與其他外國記者不同的是，我懂中文，這項技能在工作給我帶來很大便利。不論采訪中國國家領導人，還是各省黨委書記和省長時，我都可以完全不用翻譯，因此，這樣的采訪具有更高的開放度。

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召開期間，每天《真理報》都用整版篇幅對此事進行報道。在會議最後一天，毛主席意外來到了外國記者工作室。他問：“哪位是《真理報》記者”？然後握著我的手稱贊道：“辛苦了，辛苦了。報道的很好！”在同中國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見面之後，我的生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關部門為我們提供了有暖氣和其他設備，更現代點兒的房子，同時，我們想到其他城市采訪時，再也不需要中方外交部的書面批準了，只要給《人民日報》社打個電話，請他們駐當地的記者給我準備一份采訪計劃就可以了。

1956年，蘇中兩國的關系出現第一次裂痕。在蘇共第20次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對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同時不同意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於是，為了配合毛澤東提出的“早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的想法，中方否定了當初兩國提出的和平共處的原則，並將之稱為修正主義。當然，中國也為進行大躍進式的發展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1959年，按計劃，赫魯曉夫應前往北京參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慶典活動。我被責成參加起草他在慶典上發言稿的工作，我負責其中有關蘇中關系的內容。之前，赫魯曉夫剛剛去了美國進行訪問。當時，中印邊境發生了武裝沖突。為了避免赫魯曉夫被問到不願回答的問題，塔斯社發表了一份聲明：俄方真誠的希望中印雙反可以通過和談解決爭端。這一立場引起中方的不滿——怎麽能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等同起來？

因此，就在赫魯曉夫對美國進行成功訪問的時候，中方決定將國慶10周年慶典活動提前六天舉行，也就是將10月1日舉行改為9月26日。這對赫魯曉夫來說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或者草率結束對美國的訪問，或者委托別人在中國的國慶典禮上發言。赫魯曉夫選擇了後者，於是，蘇斯洛夫宣讀了由我們起草的發言。

最終，9月30日，赫魯曉夫還是飛抵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同毛澤東一起接見遊行的隊伍。閱兵和遊行結束後，毛澤東邀請赫魯曉夫前往郊外的官邸做客。在遊泳池里毛澤東會見了赫魯曉夫，並邀請他一起遊泳。糟糕的是，赫魯曉夫不會遊泳。遊泳間歇，赫魯曉夫走到水只齊腰深的地方，幾次試圖坐下來，和身手矯健的毛澤東相比，他看上去非常笨拙。毛澤東可以輕輕松松橫渡幾公里寬的長江。相對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次遊泳可能成為蘇中關系不合的決定性的原因。

從漢學家大日本通 

50年代，在中國我開始了自己作為記者的職業生涯，當時我可真是命運的寵兒。與中國有關的任何一篇稿件都會報紙優先選用。在當時《真理報》所有駐外的記者中，我不僅僅是最年輕的一個，還成為發表文章最多的那個。

蘇中關系惡化之後，我回到莫斯科，一切都成了泡影。有關中國的稿件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於是，我決定改學日語。在回國的兩年之後，我被派往東京常駐。

每天早上開始，我都要和日本老師一道學習幾個小時的日語。盡快的掌握日語可以使我更多的讀懂日本報紙刊發的內容，可以挑選更有意思和有用的文章給翻譯。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要改變國內的人對我的態度：“這個奧夫欽尼科夫能了解日本麽？他可是個漢學家啊”！但是，漢語可以算是東亞地區的“拉丁語”，於是，我的漢語文字功底、對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化的了解有機會在日本人面前得到展現，在這方面，俄羅斯的日本學家可不如我。

在我試圖描述日本民族的特點時，我會將它同中國進行比較，其實經常也談不上比較，而是相互對照。也許有些誇張，但是我會說：中國是亞洲的德國，中國人的行為更遵循邏輯和理性。日本則是亞洲的俄羅斯，日本人處事時更依賴自己的情感和直覺。中日兩國人民在民族意識上出現的根本差別使我產生了對他們的“生命語法”進行對比研究的想法。可以說，我寫的《一束櫻花》就是一本了解日本人心靈的指南。

去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到國外，還相當於轉換到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一個充滿了未知符號和什麽象征的國度。通常，一個民族的藝術和手工藝品被看作是了解這個民族靈魂的鑰匙，但是，在中國，外國人通常會遭遇某種符號認知障礙，以及只有他們本國人才能理解的藝術形象體系。比如，中國人習慣用不同的花代表四級。對中國人來說，牡丹代表春天，荷花則象征著夏天，而菊花和李樹又分別可以表示秋天和冬天，同時，這四種花還對應著不同的人生階段。

在到北京的不久，我曾把這些講給我們的外交官和他的夫人聽，他的夫人是一位體態豐滿的中年女士。當時，我們正坐在樹下的街頭小吃店里，樹上則掛滿了稱贊面食味道的條幅。外交官的夫人跨我說：“弗謝沃洛德，我真是羨慕你，你懂這些漢字。我也很喜歡漢字，它們看上去和諧又充滿美感。順便說一下，可以請店主給我剪幾個漢字做紀念麽？這個。。。還有這個。。。”小吃店的主人多少有些驚訝外交官夫人的請求，但是還是滿足了她的要求。這位夫人把紙條帶走後，請裁縫用金線將字縫在自己的黑天鵝絨的裙子上。當她穿著這條裙子出現在中國的國慶典禮上時，周總理險些沒有驚訝的跌倒。要知道，在這條裙子上她胸部大的位置：一邊縫著“好吃”，一邊縫著“便宜”。

我經常把這個故事講給女兒和外孫女聽，她們也喜歡穿那些印著各種不知道什麽意思的文字的T恤。老實說，在東京的時候，我也買過一件印著日語的美式風格的衣服，後來才知道，上面寫著“性愛指導。第一堂課免費”。我曾穿著它在黑海的沙灘上散步，也沒有人有什麽反映。我寧願相信，這和我的年齡沒有關系，只是因為我們不了解東方的語言。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赫魯曉夫下臺以及毛澤東逝世之後，蘇中開始為恢複兩國關系邁出謹慎的腳步。1984年，當時蘇中友好協會主席、院士齊赫文斯基和身為副主席的我被邀請訪華。在過去的25年從沒到過中國的我們來到北京後，感覺像是到了另外一個星球。位於商店、劇院和火車站旁的自行車存放處成為我們對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印象。這些自行車存放處由北京的家庭主婦開辦並管理，做這個生意甚至不需要啟動資金。

我始終記得在北京一個工人俱樂部參加的一個活動的場景。我們講完話後，大廳里響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樂聲，人們紛紛站起來，和著自己喜愛的旋律唱起這首歌來。人們的眼中飽含淚水，就像在演唱莊嚴的頌歌。大家由衷的高興，中蘇之間的分歧已經變成過去，現在，又可以像以前一樣公開的對兄弟般的鄰國人民表達友好的感情。

五年後，命運使我再一次成為蘇中關系正常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1989年5月，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北京舉行會晤。這次會晤結束了蘇中長達三十年的對峙。雙方一致同意，兩國應該“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透視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