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版本
2026年 10月 26日
北京與華盛頓已制定了對舉行大型軍事行動進行相互通告機制,並商定了雙方的海上和空中力量近距離相遇時應遵守的行為準則。雙方之所以簽署這些協議的原因在於,將兩國推向沖突邊緣的突發事件於近期增多(特別是,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而這種現狀對雙方均不利。“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在理論上都不需要進行對抗。中國會在軍事沖突中失利,而美方也將會遭受巨大損失。因此,雙方都有意維持穩定”,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ksandr Gabuev)對《透視俄羅斯》記者表示。
一些政治學家普遍傾向於認為,當前的協議是實際構建美中合作新形勢的開始。“特別是在2013年6月舉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加利福尼亞會晤之後,習近平政府與奧巴馬政府開始尋求‘雙邊關系新模式’,雙方認為,軍事安全以及避免沖突‘技術’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雙方在APEC峰會上簽署的協議可以被認為是這一進程中的初步成果之一”,俄羅斯科學院美國和見那大研究所研究員謝爾蓋·特魯什(Sergey Trush)接受《透視俄羅斯》采訪時指出。
緊張局勢是否將會持續?
這一“新模式”的意義不應該被誇大,其不能迫使中方放棄在該地區加強相關政策的實施。“兩國精英對‘紅線談判’和安全的關鍵標準有著自己的理解,並且會遵循它們”,謝爾蓋·特魯什繼續說道,“中國將繼續對東南亞鄰國進行施壓,而這對美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保留了發生突發事件的可能性”,亞歷山大·加布耶夫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
然而,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歐洲與國際綜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蘇斯洛夫(Dmitry Suslov)卻認為,“新模式”的優點在於,其使中美關系過渡到“成熟競爭”狀態。“雙方認為,他們互為軍事領域的敵手和主要對手,但同時還努力使這種競爭維持在可控範圍內,避免任何一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升級情況出現”,這位專家對《透視俄羅斯》記者表示,“同樣的情況也曾出現在蘇美關系中,雙方曾於上世紀60年代舉行了軍備控制談判”。
然而,這一模式有一個弱點。其他亞太國家可能會對其產生誤解,將其視為孤立主義的觀點在美國的勝利。“美國國內有關對中國與其鄰國領土爭端問題持不同觀點。部分美國政治和學術精英認為,華盛頓不應該‘直接’幹預爭端,特別是在鼓勵中國與東盟國家進行多邊談判時。這一立場,當然,引起美國在該地區盟友的嚴重關切,首先是日本”,謝爾蓋·特魯什認為。
克里姆林宮意欲何為?
對於中美關系正常化所帶來的後果,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這一切取決於分析者秉承何種政治哲學。
“如果以‘零和博弈’的角度審視局勢,很顯然,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抗水平的下降會減少莫斯科的機會,使其失去回旋余地。然而,如果從地緣經濟學以及這種對抗趨勢下降所產生後果的角度看,莫斯科毫無疑問會是贏家。其在亞太經濟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時,將會獲得更積極的環境,其中包括吸引外資參與國內遠東地區現代化建設”,謝爾蓋·特魯什說。
此外,莫斯科所感興趣的不僅在於中美關系緊張程度的下降,還有中國東海和南海局勢緩解至可接受的水平。“如果俄羅斯有意增加對亞太地區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那麽就需要安全的海上航線”,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說。
德米特里·蘇斯洛夫指出,在中美關系急劇惡化的情況下,“俄羅斯將被迫支持中國,這不僅會導致其徹底變為中國的小夥伴,還會使其與其他東亞及東南亞國家件建立戰略合作關系的努力遭遇失敗,因為他們中許多是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在中美沖突升級情況下回站到美國一邊”。
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並不需要美國或中國任何一方在東亞事務中占主導地位。如果出現第一種情況,那麽美國將有機會不僅從西方而且從東方對俄羅斯施加壓力。如果東亞轉到中國控制下,那麽莫斯科將被迫要麽僅與中國合作,要麽同意通過中國與其他亞太國家進行經濟合作。
“對於俄羅斯來說,亞太國家能夠多邊參與制定某種‘利益集結號’的計劃至關重要,而不是僅依賴於某個壟斷投資者”,謝爾蓋·特魯什解釋說。因此,在“新模式”框架下形成的機制恰恰對俄羅斯有利,也就是說中美保持在該地區的對抗,但程度有限而且遵從某種不使其公開化和激化的“行為規則”。德米特里·蘇斯洛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建構與機會成為亞太地區的第三個獨立大國(位於美中兩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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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