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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10月 26日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經濟學家陳庚辛(Menzie Chinn)及法國銀行經濟學家朱迪(Caroline Jardet)和尤德(Christine Hude)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的一篇名為《國家摘錄數據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外國直接投資動態》的預印本文章中分析了1995–2019年129個國家不確定性因素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這些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被分成三組:包括22個發達國家(美國、日本、德國等),57個經濟轉型國家(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和50個最貧困發展中國家(玻利維亞、尼日利亞、越南等)。研究人員的數據顯示,盡管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動態進行了各種研究,但在將基於全球不確定性指數GEPU(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WUI(世界不確定性指數)的不確定性計算系統稱為主要創新的同時,至今仍幾乎尚未分析不確定性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
在近30年外國直接投資劇烈波動(2000年和2007年峰值期間增長率分別為4%和3.3%,2015-2016年最後一次迸發增幅已明顯更低,占GDP的2.7%,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夕該指標降至1.7%)的背景下,2016-2019年外國直接投資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下降令許多分析人士感到困惑不解,因為傳統因素(穩定增長的GDP,持續高位的股價,美國、英國、日本和歐元區一直以來的低息)本應可以支持投資積極性。
文章提到的根據全球GDP加權的全球不確定性指數從2016年的25000點急劇上升到2019年的40000點以上,同時外國直接投資增長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從2%降至1.5%(文章去掉了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瑞士、香港和新加坡等金融業務中心國家和地區的積極性數據)。換句話說,其作者認為至少新冠疫情對後疫情經濟體(GDP增長潛力較弱,實際GPD動態較疲軟,國際收支不穩定,即外國直接投資動態重大變化不會影響當前經濟指標,但會改變未來經濟指標)的經濟發展造成的結果不應被視作“新冠疫情後果”,事實上很大程度上是疫情爆發前四年內累積的結果。
獲得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不確定性程度統計意義不高,全球環境對其發揮著更大影響。同時,後者與獲得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分類有關:經濟轉型國家不確定性程度仍會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不過影響不如全球指標大。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全球不穩定程度增加時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會使投資者將資金轉投向在他們看來更安全的發達國家,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減少。在資本流動更自由(資金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從一個國家轉移出去)的情況下,全球不確定性對經濟轉型國家和貧困國家的打擊更大。研究表明,對經濟轉型國家(包括俄羅斯)來說,力爭吸引投資雖說只是不大的優勢,但仍算是具備一定競爭力的優勢,因為局部不確定性在發達國家和貧困國家無關緊要。
Freedom Finance公司俄羅斯股票市場交易業務部總監瓦先科(Georgiy Vaschenko)說:“任何動蕩時期投資者都會離開新興市場,但從長遠看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尋找對有風險但有前景的市場投資的機會。”根據俄羅斯央行的評估,2021年俄羅斯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是2020年的3.3倍,達到1200億美元,與監管機構的最新預測(1210億美元)幾乎一致,明顯高於經濟分析機構經濟聚焦(Focus Economics)的一致預測(1114億美元)。無論全年還是四季度(418億美元),都超歷史最高紀錄。然而,俄央行的季度預估略低於彭博社分析師的一致預測(443億美元)。俄央行分析師解釋說,出現創紀錄經常賬戶順差的原因是有利價格行情下由於出口急劇增長(年增長47%,至4898億美元)帶來的貿易順差(達1859億美元)擴大及進口增幅較小(增加27%,至3039億美元)。
年底前,俄央行發現石油和石油產品出口不僅價格大幅上漲,數量(考慮到季節性)也明顯增加;下半年金屬出口情況很可能也一樣。考慮到季節性因素,俄央行記錄到三季度天然氣出口有所減少。考慮到季節性因素,即使從金額看,二季度以來進口也沒有增加。經常賬戶其他要素總體赤字增加79億美元,主要是由於支付投資收益。經濟利潤顯著增加背景下,非居民投資者收支順差4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2%。服務收支逆差同比增長17%,達到199億美元。
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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