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關系溯源:老上海的俄國照相館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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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俄國照相館最早出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
Sanzetti & Co
山石梯照相館。 來源:Sanzetti family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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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俄國照相館

上海的俄國照相館最早出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當時上海剛剛出現來自俄羅斯帝國的移民社團。高伯贊照相公司(Kobza Art Studio)是最早的俄國照相館之一,1925年由西伯利亞人葉甫根尼·高伯贊(Evgeny Kobza)創立,開在南京路的商業街上。作為公認的攝影藝術權威,高伯贊經常舉辦公開講座,報紙紛紛發表其講座摘要。他是國際攝影協會會員,曾多次擔任當地攝影藝術比賽評委。照相公司工作人員為報紙提供上海外國人社團的各種社會和體育活動照片,例如郊外騎馬狩獵、賽馬、體育比賽等。

上海攝影領域的俄國先行者是鄂木斯克人阿納托利·約澤福維奇(Anatoly Yozefovich)。他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北部的百老匯路上開了一家名為“Josepho & Co”的照相館。那里有很多俄國人店鋪。雖然使用5x7英寸底片進行室內攝影、顯影、沖印為他帶來了不菲的收入,但約澤福維奇一直對發明付費自動照相裝置念念不忘。他還在鄂木斯克時就有了這個想法,但革命和內戰使其只能長期擱置。在上海工作兩年後,他放棄了自己的照相館前往紐約,把在上海的全部積蓄用於制造自動照相亭。1925年西伯利亞人約澤福維奇註冊了照相亭專利,此後享譽世界,自動照相亭今天仍在使用。 

盡管最重要的大師離去了,但Josepho & Co照相館仍成為俄國攝影人才的大熔爐。著名攝影大師鮑里斯·柳布林(Boris Lyublin)、奧斯卡·西波爾(Oscar Seepol)和謝苗·利弗施茨(Semen Lifshits)都是從那里成長起來的,後者成為上海最著名的照相師之一。除了拍攝肖像照之外,照相館還經營照相設備,為攝影愛好者提供顯影劑和沖印材料。 

事業蒸蒸日上

1929年,可能是模仿著名的Josepho & Co,來自哈爾濱的著名攝影師鮑里斯·波多爾斯基(Boris Podolsky)在南京路上開了一家名稱相仿的照相館“Joseffo Photo Studio”。一開始,他的事業蒸蒸日上,攝影作品不僅出現在外國報紙上,還被中國雜誌采用,例如《今代婦女》。但1936年波多爾斯基遭到了報應,照相館的易燃照相材料起火,整座辦公樓被燒。雖無人傷亡,但所有儲存的材料和工作成果都在滅火中被水浸泡,波多爾斯基的照相館只能關閉了。

上海南京路山石梯照相館。圖片來源:Sanzetti family archive上海南京路山石梯照相館。圖片來源:Sanzetti family archive

和波多爾斯基一樣,上海的許多攝影師是從哈爾濱遷居而來的,包括為數不多的女攝影師之一卓雅·日丹諾娃(Zoia Ghdanova)。她1929年在靜安寺路開了瑞泰照相館。很快日丹諾娃讓自己的成年兒子和兒媳加入照相生意,全家人都在謝苗·利弗施茨的山石梯照相館(Sanzetti & Co)工作。日丹諾娃很快就把利弗施茨排擠出去,並且訴訟贏得了其藝名Sanzetti的使用權。僅一年後,利弗施茨打官司奪回了自己的名義,日丹諾娃則用“Celesta”的名稱開了一家自己的照相館。 

山姆·山石梯(Sam Sanzetti)原名謝苗·利弗施茨,生於敖德薩,是上海最成功的俄國企業家之一,擁有4家照相館。他1922年童年時來到上海,十九歲在南京路開了第一家照相館。上海資產階級的浪漫肖像照,手工描繪的煙焦色彩成為山石梯照相館的名片和真正的時代符號。上海人喜歡這種風格,還因為它體現了對好萊塢的向往。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是西方電影發行業在上海的巔峰時期,本地電影工業也一派繁榮。

山姆·山石梯拍的像照之一。圖片來源:Sanzetti family archive山姆·山石梯拍的像照之一。圖片來源:Sanzetti family archive

1933年,舉辦首屆“上海電影皇後”(Shanghai Movie Queen)選美比賽,冠軍可以前往好萊塢。本地照相館為選手提供免費照相,她們的照片被懸掛在主要電影院的休息處,由觀眾投票。山石梯照相館、波多爾斯基的Joseffo照相館、奧斯卡·西波爾的Bann’s Studio照相館以及其他俄國人及外國人開的照相館都參加了比賽。冠軍是來自莫斯科的僑民尼娜·巴爾薩莫娃(Nina Barsamova)。她帶著一頂巨大的夏日帽子,在鏡頭前擺出可愛的姿勢。

喬奇照相館原址的現在的樣子。攝影:Katya Knyazeva喬奇照相館原址的現在的樣子。攝影:Katya Knyazeva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大部分俄僑住在法租界,許多新照相館在那里開業。1931年來自沈陽的格奧爾吉·別爾金(Georgy Belkin)在霞飛路開了一家小照相館。他不久後被《回聲晚報》(Evening Echo)錄用,但繼續在家里接訂單。他用鏡頭拍下了各種俄國傳統節日的宴席場面以及法租界東正教堂的禮拜儀式。喬奇·奧紮吉揚(George Odjagyan)的喬奇照相館(George Photo Studio)被認為是當時最好的照相館之一,其分館之一設在茂名南路最體面的南昌大廈中。 

山姆·山石梯的合作夥伴之一列昂尼德·斯克維爾斯基(Leonid Skvirsky)也逐漸獨立,開辦了自己的上海美術照相館(Skvirsky Studio)。憑著出眾的天賦和人脈,他逐漸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照相師。與山石梯的圓潤和小資風格相反,斯克維爾斯基的人物照片充滿了戲劇性的姿勢、複雜的光線和實驗性的拍攝角度。斯克維爾斯基周旋於上海的上流社會,為當地名流和著名政客拍照。1937年,他被專程邀請到南京郊區,為蔣介石總統和妻子宋美玲拍攝了正式肖像照。

艱難的日占時期

上海美術照相館。模特為列昂尼德·斯克維爾斯基未來妻子盧拉·湯普森。圖片來源: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Digital Collections上海美術照相館。模特為列昂尼德·斯克維爾斯基未來妻子盧拉·湯普森。圖片來源: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Digital Collections

斯克維爾斯基與自己的一位固定模特、美國人盧拉·湯普森(Lulah Thompson)結了婚。日本占領上海後他們去了亞特蘭大,在那里成功延續了自己的事業。

1937年開始的日占時期非常艱難。很快,中國區和外國租界都被軍國主義者控制。這意味著通貨膨脹、失業和商品短缺。對上海的照相館來說,唯一一個好消息就是無國籍的俄國僑民被命令緊急辦理身份證件,照相館門口因此排起了長隊。日占時期中國遊擊隊員開展了地下鬥爭,當地照相館的顯影室經常成為抗日誌士的秘密聚會地點。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上海俄僑陸續離開,有些照相師回到了蘇聯,有些去了西方。1949年後照相館被新政府收歸國有,例如喬奇·奧紮吉揚的喬奇照相館成為人民照相館,至今在上海仍赫赫有名。照相館主人去了澳大利亞的伯伍德,過去的名聲幫助他恢複了照相事業。他在移民雜誌上的廣告中寫道:上海肖像攝影藝術家喬奇拍攝各種色調和色彩的肖像照。1957年,山姆·山石梯從上海移居以色列。他的行李箱里裝滿了攝影作品,有2萬多張。但他遠未帶走所有作品,其創作的肖像照至今仍保存在上海人的家族相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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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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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霞(Katya Knyaz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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