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員的噩夢：紐倫堡審判的翻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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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法庭庭長的英國法官傑弗里·勞倫斯打斷了這一幕。他說：“俄羅斯翻譯出了點問題。我宣布休會。”在紐倫堡對納粹戰犯進行國際審判之前，法庭不提供同聲傳譯，只提供筆譯和口譯。因此，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這個持續了近一年的歷史性進程，成為對譯員的真正挑戰，因為同聲傳譯必須在聽講的同時進行翻譯。1945年夏，波茨坦會議決定將德國劃分為四個占領區。紐倫堡處在美國占領區，由美國人為法庭工作提供服務。據紐倫堡審判參與者回憶，這正是蘇聯代表團抵達時未配備翻譯的原因。他們原以為美國人會提供俄語、德語、英語和法語四種語言的翻譯。但他們想錯了。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獲令緊急搜尋翻譯。人民委員部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了語言專家，並在審判開始前將其送到了紐倫堡。蘇聯翻譯人員受教育水平參差不齊。除有資格的翻譯外，教師、經濟學家和從小就學習多種語言的移民後代也參與了審判。

工作條件和心理壓力

國際軍事法庭會議大廳。 / Raymond D'Addario/U.S. Army

隔音工作間是同聲傳譯的必備條件，因為外界噪音會影響譯員工作。紐倫堡審判完全不具備這樣的設施。那里的同傳譯員工作間頂部開放，三面有玻璃，靠近被告席。這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為觀察發言者的行為對翻譯來說很重要。從側面看，翻譯間就像個玻璃魚缸，因此也就被稱為魚缸。魚缸由四個三人間組成。每位譯員有自己的耳機，但每個工作間里只有一個麥克風，由譯員互相傳遞。同傳譯員工作非常緊張，因為他們必須在聽講的同時，理解並準確翻譯講話者的言語，不漏掉任何細節。然而，對納粹罪犯的審判，還為其增加了額外的心理壓力，因為審判揭露了納粹罪行的駭人細節。

同傳工作的微妙之處

紐倫堡的司法宮 / 公共財產

蘇聯翻譯有很多工作要做。德語翻譯工作量最大，他們要為德國被告、德國律師及大部分也是德國人的證人提供翻譯。英語翻譯工作量也很大，他們要為英國和美國檢察官及法官提供翻譯，包括法庭庭長傑弗里·勞倫斯。大廳里法語的聲音要少很多，翻譯們通常坐在“魚缸”里默默地等待法語發言。有時候，被告還會糾正翻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是納粹黨對外政策事務處負責人，精通俄語，曾經糾正過由俄語翻譯到德語的德國女譯員的翻譯。他用純正的俄語說：“不是有上帝形象的畫像——Gottesbilder，而是聖像畫——Ikonen，大媽！”女翻譯被嚇壞了，一位蘇聯翻譯取代了她。

互相幫助

翻譯塔季揚娜·魯斯卡婭（中）。 / 公共財產

發言者的講話可能會持續一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因此這種語言的譯員會盡可能專註地工作，另外兩人可能會漫不經心地聽著，只為不漏過他們的工作語言。阿爾卡季·波爾托拉克（Arkady Poltorak）是軍事法庭蘇聯代表團秘書處負責人，他在回憶錄中說：“這種情況下美國、英國和法國的翻譯人員通常會讀一些有意思的書，或者幹脆休息。我們的小夥子們幾乎總是一起聽發言者講話，並盡可能幫助正在翻譯的同事。”

即使最有經驗的同傳譯員翻譯時也會落後於發言者，因此發言者在法庭上列出大量名字或數字時，蘇聯譯員會將其都記錄到紙上，讓當班同事需要時看到。這種同事互助形式後來擴大到其他代表團。波爾托拉克說，這“雖然不起眼，但仍是我們道德上的勝利！”此外，蘇聯同傳譯員會在工作結束後幫助筆譯同事，因為筆譯工作量巨大，人手短缺。蘇聯代表團只有約40名翻譯，美國代表團不少於640名。

本文由《Russia Beyond》編輯部即TV-Novosti自治非盈利機構項目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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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娜·霍赫洛娃（Alina Khokhl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