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幕”實難打破 斯諾登終成悲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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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Sergei Iorsh

人們最終發現，他對所有人都是麻煩，誰都不需要他（除美國司法部之外），而他為之冒險並以其名義行事的公民社會，要麽與政府合作，要麽在國家最高利益面前束手無策。這就是未來揭發者們的教訓：孤軍奮戰的理想主義者註定要失敗，只有依附於因某種原因希望改變現狀的強大機構，才有可能獲得成功。例如，就像多年前一樣，“鐵幕”一側的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會自動獲得來自另一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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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道德因素外，斯諾登事件中還有政治因素，並且首先涉及到俄美關系。美國陷入了其頗不習慣的境地。一般情況下，向譴責本國政府的“正義戰士”提供避難所的是美國自己。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美國人困惑地聽著指責他們的論據，而這些一向是他們用以指責其他國家的。盡管美國人對逃亡者的觀點出現了兩極分化，許多人要求政府調查斯諾登揭露的事實並停止監聽，但總的來說還是另一種觀點占了上風：這個家夥觸犯了法律（眾所周知，監聽在形式上並不違法），因此無論如何都應受到懲罰。

美國是一個律師之國，法院是所有政府部門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擁有不容置疑的權威。因此，當某人根據美國人所認定的公正和獨立的判斷而應在美國法院受審時，任何其他理由都不被接受。而拒絕將某人交給美國法院，不要說政治，甚至道德上都無法被接受。這使白宮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奧巴馬因此承受著巨大壓力。對他無力讓莫斯科驅逐斯諾登的指責掩蓋了比他作為軟弱的超級大國總統要嚴重得多的深層次問題，因為他背叛了美國世界觀的基石——法律的神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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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心理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新片《被解救的姜戈》中得到了準確的反映。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後期，主人公是一名“賞金獵人”，即有權將罪犯或生或死（事實上總是第二種情況）地交給司法機關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擁有殺人執照，可以殺死被聯邦法院定罪的人。這種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實施懲罰的思想150年來未發生變化，只是方法有所不同。斯諾登完全有可能充分體驗某些俄羅斯人所驗證的這一實踐，包括軍火商布特和飛行員雅羅申柯。這里他們是否有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人對正義女神忒彌斯的深刻信仰，任何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司法管轄權都不能阻礙這一規則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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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於植根於美國人思想中的上述原因，部分由於美國人25年來已經習慣了其他國家不會拒絕他們的堅決要求，華盛頓在斯諾登事件中選擇了明顯錯誤的立場。這個立場的出發點是，如果以不利後果作為威脅對俄羅斯施壓，或向其解釋抓住逃亡者對美國來說多麽重要，那麽莫斯科一定會屈服。雖然無人樂見其滯留俄羅斯，並且克里姆林宮非常想擺脫這位倒黴的尋求正義者，但如果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看法，顯然，俄羅斯領導人無論從道德、政治，還是法律方面的原因來說，都不可能引渡斯諾登。

俄羅斯領導人與愛德華·斯諾登保持距離並試圖證明自己跟整個事件毫無瓜葛的努力，目前看來已像是故作姿態，但吸引了太多的國際關註。申請人在機場中轉區滯留的無身份狀態越久，希望阻止其獲得難民身份的華盛頓向莫斯科施加的壓力就會越大。事實上，批準斯諾登的申請本來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白宮認為奧巴馬在此情況下無法訪問俄羅斯，那自然很遺憾。但俄美關系不會就此終結，一切都會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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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Fyodor Lukyanov），《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雜誌主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科學負責人。, 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