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21世紀“迷途羔羊”的藏身之地

掃一掃

第一種人

首先是敘利亞和伊拉克“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的一些居民。“伊斯蘭國”對他們來說首先不是一個恐怖組織，而是一個負責整頓秩序的政權。類似情況阿富汗塔利班勢力強大時也出現過，或者再遠一點與納粹在德國掌權前夕的情況相類似。

第二種人

“伊斯蘭國”的另一部分追隨者是專門從其他穆斯林國家，首先是阿拉伯國家，來到敘利亞的年輕人。“伊斯蘭國”在貧困社區和地區享有一定知名度。例如僅突尼斯一地就為其提供了約3500名“戰士”（有可能更多）。關於年輕人加入“伊斯蘭國”的故事被口口相傳。所有傳說中都有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驅使人們前往敘利亞的不是殺人的沖動和宗教狂熱，而是其祖國沒有自由與未來。這些故事讓人對在財富成為衡量成功與否主要標準的社會中可能實現幸福感到絕望，而社會本身又幾乎達到赤貧。但在“伊斯蘭國”物質上的豐腴不是最主要的，這就意味著那里可以找到未來與幸福。

第三種人

“伊斯蘭國”的第三部分追隨者是西方國家中的伊斯蘭移民青年。伊斯蘭教在移民西方的穆斯林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與其在祖國時的作用，已經成為移民社會自我認同與團結的基礎，促使其形成超越國家的“假群體”。移民在歐洲右翼極端主義不斷成長、他們所熟悉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與歐洲自由主義價值觀顯而易見的沖突背景下所經受的挫敗，促使其在宗教意識形態中尋找答案和生活方向。

第四種人

最後是第四部分人。他們是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他們希望在參加“伊斯蘭國”活動過程中找到在他們周遭的世界中無法找到的東西，也就是穆斯林移民所尋找的某種嚴格的價值體系。正是其非人道性質、放棄對個體價值的追求可以使其逃避後現代社會中無法避免的相對主義。

“等待品”

除了這四種人外，還有至少兩種人。一種是總是在世界上的一個個熱點地區出生入死職業聖戰者；另一種是癡迷於暴力思想的各種存在心里問題的人。

前四種人有著自己不同的特點。對前兩種人來說，“伊斯蘭國”是中東破產制度的替代品。其出現絕不僅僅是阿拉伯之春、 賽克斯-皮科協定被毀壞和該地區政權危機的後果，而是試圖建立以放棄民族政權和建立在中世紀阿拉伯穆斯林經驗之上的殖民遺產為基礎的新政權。

如何與“伊斯蘭國”鬥爭

因此，與“伊斯蘭國”進行鬥爭的這一方向要求必須加強中東的國家觀念。全世界應當讓出自貧困街區的穆斯林看到，該地區誕生於20世紀的政府是充滿活力和高效的。

國際社會基本上同意這一觀點。問題在於無論是蘇聯/俄羅斯（如今還有中國）支持當地合法政權的態度，還是美歐更註重推動可導致社會分化的公民社會發展的做法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因此都急待做出調整和改變。

還有另外兩部分人（穆斯林移民和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對於這些從歐洲跑到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人來說，重要的恰恰是“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魅力。為此，與“伊斯蘭國”進行鬥爭要求西方社會形成新的文明發展邏輯，取代形成於近代且正在經理危機的發展模式。

但無論加強本地區政權，還是尋找新的發展邏輯，都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要求實現某些突破，即中東和西方均要過渡到發展的新階段。因此，在找到解決“伊斯蘭國”問題的辦法之前，國際社會只能放棄現象的實質，與其具體表象進行鬥爭，即難民問題、暴行和恐怖主義。

| www.tsrus.cn/43171 |

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相關閱讀：俄美走近的理由：來自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威脅

拉夫羅夫：“伊斯蘭國”是俄羅斯的首要敵人

作者：瓦西里·庫茲涅佐夫（Vasiliy Kuznetsov）,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阿拉伯語伊斯蘭研究中心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