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戰後歷史的共同認知歐洲和亞洲都不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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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禁止日本擁有軍隊。戰後憲法通過幾年後，這一條款軟化，日本被允許擁有自衛隊，但無權在日本領土之外開展任何軍事行動。安倍晉三要解除的正是這一限制，理由是地區及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政府要修改的幅度不大，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如何修改，而在於哪怕偏離基本原則一點點，也將是史無前例的根本性變化。

戰後秩序已名存實亡

日本國內的爭議是與戰後國際秩序的命運息息相關進程的一部分。該秩序也是七十年前隨著聯合國的成立而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是對二戰結果明確的道德和政治闡述。在歐洲，這一闡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受到質疑，東歐的“兩種占領”（將共產主義等同於法西斯主義）概念所起作用越來越大。這一進程在老歐洲愈發深化，並且不可能不對全球秩序產生影響。

自去年起，俄羅斯及其對手尤為激烈地相互指責破壞戰後國際秩序，但雙方所指不同。莫斯科認為，西方藐視奠定了雅爾塔體系的勢力均衡及相互考慮利益範圍的規則。雅爾塔和平在歐洲和美國幾乎成為一個被唾棄的概念，他們不厭其煩地重複說，是俄羅斯1945年以後首開以武力擴張領土先例的。

亞洲的情況同樣很有意思。那里也組織過紐倫堡模式的國際軍事法庭，但從未像歐洲那樣達成道德和政治上的共識。包括安倍晉三在內的多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不願承擔上世紀四十年代東亞戰爭的全部責任，引起亞洲鄰國的強烈不滿。

中國開始重視戰後秩序問題

亞洲的分歧聲音在上世紀意識形態對抗的年代被掩蓋了，因為那里當時畢竟不是主要的對峙前沿。但這種分歧是今天卻浮上了水面。此前一直對二戰表現得相當淡漠的中國，如今站在了“記憶政治”（這一名詞的出現，是由於後共產主義世界中將歷史用於當前目的）的前臺。接受日本投降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而不是中國共產黨。但二戰結束的9月3日從去年起被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被作為國家節日慶祝。

抗日戰爭的一些歷史成分被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2014年設立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此外，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葉甫根尼·魯緬采夫（Evgeny Rumyantsev）指出，北京在對中國在二戰中作用進行表述時，有意使其符合自己在當今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份量。這一表述將把打敗日本的主要功勞歸於中國，而不是美國和蘇聯。

俄羅斯應謹慎對待中國的態度

北京實際上在俄中夥伴關系不斷鞏固的情況下建議莫斯科接受其關於亞洲戰爭的版本（這一版本與我們所習慣的不同），以換取其在不允許歐洲“重新定義二戰結果”問題上的回應性支持。但這一建議是不對稱的。中國的支持在西方的軍事歷史行動舞臺上給不了俄羅斯太多幫助，因為歐洲根本不在意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但在亞洲“戰線”上，將莫斯科拖入根植於歷史中的沖突，則孕育著一定的複雜化風險。因為俄羅斯打算更積極地融入這一地區，並與地區各成員保持平衡關系。

盡管歐亞兩地過程不同，但趨勢一致。從前的戰敗國德國和日本整體上認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上世紀的悲劇是已經翻過去的一頁。而從前的戰勝國則根據各自的戰後經歷，越來越差異化地對國際秩序進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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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作者：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Fyodor Lukyanov），《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雜誌主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科學負責人。, 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