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導綜合措施：加勒比危機重演的危險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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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13天

奇愛博士詭異地微笑著對美國總統說：“威懾政策是門藝術，在敵人的大腦中種下對攻擊的恐懼。因此，由於人類失去幹預可能的自動性和不可逆轉性，末日機器令人膽寒。”他們談話時美國的轟炸機正飛往蘇聯，目的是對其核設施投擲原子彈。美國人不知道的是，一次這樣的打擊足以讓蘇聯自動啟動末日機器，在10個月內摧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美國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執導的反戰諷刺影片《奇愛博士》，或者《我如何學會停止恐懼並愛上炸彈》，在美蘇爆發加勒比危機的一年多後上映。那次危機是世界第一次處於核戰爭邊緣。但與電影故事不同的是，兩個超級大國的真實對抗和平結束。

ASSOCIATED PRESS

1962年的古巴危機（美國史學界稱為古巴導彈危機）是軍備競賽的第一個高峰。當時沒有任何條約約束各國在核領域的行為。危機的起點是1961年美國決定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導彈，可以輕松打到蘇聯西部領土。作為回應，蘇聯決定在靠近美國邊境的地方部署導彈。1962年6月，蘇聯與受美國幹涉威脅的古巴卡斯特羅友好政權達成協議。“阿納德爾”行動的第一批武器9月運抵古巴被美國偵察機發現。10月16日，這一情報被報告給美國總統肯尼迪。自那一刻起，局勢陡然緊張。美國“執行委員會”決定對古巴實施海軍封鎖（“隔離”），阻止蘇聯船只進入古巴，並在必要時對古巴進行空襲。

肯尼迪和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定期交換信件，逐步加大籌碼。緊張局勢10月27日達到頂點。當日同時發生了幾件事情：卡斯特羅告訴赫魯曉夫，美國將在“24至72小時”內進攻古巴；美國發現了一艘蘇聯潛艇，並迫使其在古巴附近浮出水面；蘇聯防空系統在古巴上空擊落一架美國U-2偵察機（飛行員魯道夫·安德森死亡）；楚科奇上空發現另一架U-2。加勒比危機後美蘇建立直線電話以便領導人能迅速解決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制定核領域國際條約的工作更積極，1963年《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在莫斯科簽署，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開放供簽署，成為國際安全領域後續文件的基礎。

舊話重提

2022年，隨著加勒比危機60周年臨近和核言論升級，這一事件被越來越多地提起。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高級別周前夕，聯大主席克勒希·喬鮑（Csaba Kőrösi）接受塔斯社采訪時說，世界“自加勒比危機以來從未像今年這樣如此接近真正的核沖突”。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也表達了相同觀點。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上撰文說：“想來，任何美國人都會支持我的觀點，即不應讓上世紀60年代的爆炸性危險局勢重演。”但不久之後他在俄羅斯第一頻道節目中說，他認為俄羅斯和美國“尚未達到60年前的緊張頂點”。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方面的觀點略有不同。10月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民主黨的一次活動上語出驚人。他說：“加勒比危機以來我們第一次面臨使用核武器的直接威脅。”拜登表示他“非常了解”俄羅斯總統普京，因此認為普京“談到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或者生物武器，或者化學武器時，他不是在開玩笑”。拜登說：“我不認為有輕易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可能，那將是世界末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消息人士說，沒有任何新情報表明俄羅斯準備使用核武器，因此美國官員對總統的話感到措手不及。美國的盟友似乎也如此：法國總統馬克龍評論拜登的講話時呼籲談論核武器時“更加謹慎”，德國總理朔爾茨強調說，“任何人都不應該使用核武器”。

弗拉基米爾·普京和美國喬·拜登在 2021 年日內瓦俄美峰會期間的一次會議上。 / Mikhail Metzel/塔斯社

普京很少談論核武器，但西方國家將其許多發言視為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暗示。例如，2月24日宣布發起特別軍事行動時，普京對“可能受到插手當前事件的誘惑的人”予以了警告。他說：“無論誰試圖阻止我們，更不用說威脅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你們都應該知道，俄羅斯將立即做出反應，並導致你們在自己的歷史中從未見到過的後果。我們對事態的任何發展做好了準備。與此有關的所有必要決定已經作出。”三天後他下令將戰略核力量轉入特殊戰備狀態。

在9月21日宣布部分動員的講話中，普京明確警告了使用核武器的風險。他說：“俄羅斯公民可以相信：我們祖國的領土完整，我們的獨立和自由，將通過我們擁有的一切手段得到保障。那些試圖用核武器訛詐我們的人應該知道，風可能轉向他們。”上述兩次講話之間的8月1日，普京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上說：“核戰爭不可能有贏家，它永遠不應該發生。”這一原則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里根1985年確立的，普京和拜登在2021年日內瓦峰會上重申了這一原則。

唯一公約數

比照和平結束的加勒比危機，我們有希望找到使當前局勢降級的辦法。但專家認為，1962年古巴危機和2022年烏克蘭事件的差異大於共性。其唯一共同點是核戰爭威脅。“俄羅斯戰略核武器”項目負責人、聯合國裁軍研究所（日內瓦）高級研究員帕維爾·波德維格（Pavel Podvig）說：“一方面，加勒比危機期間沒有軍事行動和軍隊進攻，沒有軍隊的成功和失敗（不包括偵察機飛行）。如今，實際軍事行動使局勢嚴重複雜化。1962年，核武器更接近事件現場。除R-12和R-14導彈外，古巴還有其他核系統，其中一些實際上已轉入戰備狀態。現在，非戰略核武器在倉庫中，沒有做好立即使用的準備。”

波德維格說，另一個區別在於，1962年雙方積極尋求防止沖突升級和避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他說：“今天的情況更複雜。不能肯定地說有人積極尋求局勢升級，但從俄羅斯領導人的聲明看，他們認為升級是實現某些政治目標（如阻止對沖突的外部幹涉）的工具。美國及其盟友也不排除升級的可能。”

維也納裁軍和不擴散中心（VCDNP）首席研究員尼古拉·索科夫（Nikolai Sokov）強調了另外三個差異。他說：“今天，核武器不是主要工具，取而代之的是遠程精確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不同，其使用沒有道德或政治限制。俄羅斯和美國-北約間的不對稱要大得多。北約內部情況也更複雜：一些成員國可能會采取行動或發表強硬聲明阻止美國總統與俄羅斯領導人就降級達成協議。”他說，還有積極意義上的差異，其中包括領導人間和國防部間熱線，這樣在必要時更容易建立聯系。盡管如此，加勒比危機的經驗在今天的實踐中有多大用處還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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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卡捷琳娜·波斯特尼科娃（Ekaterina Postnik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