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堡壘世界：區域國際關系體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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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莫斯科“瓦爾代”俱樂部舉辦題為“波羅的海地區：軍事政治升級風險”的討論會，與會者討論了當前危機現象的發展邏輯及域內外主要參與者的應對方式。這場內容豐富的討論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在此記錄一個想法：當前決定波羅的海地區動態的關鍵進程，是在曾作為該地區鮮明特征的有效互動和溝通機制消失背景下，域內正形成多個“國家安全堡壘”。

思考當前世界政治危機在波羅的海地區的體現時，我們認為區域國際關系體系是域內國家特定互動的集合，其基礎是區域地理屬性和軍事政治屬性。波羅的海地區日益加劇的沖突態勢，是全球治理危機的投射，危機並非起源於該地區，也不可能僅在該地區結束。必須指出，蘇聯解體及新獨立國家出現後，波羅的海地區成為務實政治家和研究學者共同關註的熱門對象。這首先源於當時普遍存在的趨勢——本地區空間和政治邊界內有獨特互動方式的區域國際關系體系，在世界政治中的主體性增加。 

從地區合作到利益競爭

波羅的海受到高度關註，還因為該地區冷戰後實際上被重新設計為合作空間。1990年代，這里國際合作網絡積極發展，部分網絡傳遞全球議程，另一部分網絡則建立自己的地區互動模式。21世紀初，波羅的海周邊國家似乎已就經濟、生態和政治領域的長期目標達成共識。從市政項目到國家間協議，合作在不同層面展開。即便是“加里寧格勒難題”——即加里寧格勒州在波蘭和立陶宛加入北約和歐盟後的未來問題，當時也被認為可以通過兼顧相互利益解決。大規模經貿和基礎設施項目、人員流動性和旅遊業的增長，都支持視波羅的海為“共識地區”的看法。因此，21世紀頭十年，政治家和研究者經常對其長期發展做出樂觀預測。 

俄羅斯被排除在外

視波羅的海為“聯系之海”的理念，逐漸被歐洲-大西洋擴張邏輯取代。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加入歐盟及北約後，該地區開始被視為歐盟和北約的影響力空間。在此模式下，歐盟委員會試圖扮演地區政治經濟進程主要監管者角色，北約則試圖扮演地區安全領域關鍵參與者。同時，俄羅斯越來越被視為外部行為體，而不是地區合作參與者。2006年提出的《歐盟波羅的海地區戰略》鞏固了這一思維。

隨著俄羅斯與歐盟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的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吸引俄羅斯夥伴參與波羅的海地區市政、地區及國家層面項目的可能越來越小。2014年“克里米亞之春”及隨後俄歐信任危機顯現後，俄羅斯參與者被逐步排除出金融合作機制，其在歐盟計劃和地區項目（“北部維度”、赫爾辛基委員會、VASAB機制等）中的繼續存在僅出於慣性，直至2022年互動完全停止。因此，共同建立的地區利益協調機構和多層次溝通渠道，本應在危機時期起到緩沖作用，卻被證明無效且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甚至烏克蘭大規模軍事政治沖突爆發後，此前中立的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俄羅斯立即在北約和歐盟的戰略規劃文件中被宣布為對現有世界秩序的威脅。類似性質修改（盡管形式各異）還被納入波羅的海地區各國安全政策戰略和外交政策規劃文件，促使各國政府開展系統性行動，增強假設對俄沖突情境下的自主行動能力。 

升級風險與新溝通渠道

於是，波羅的海地區開始形成“國家堡壘”體系。俄羅斯加強加里寧格勒州和聖彼得堡城市集群防禦，歐盟和北約國家則加強其沿海地區防禦。域內國家開始擴大軍事采購，建設防空和反導系統，改造港口、橋梁、鐵路和公路等兩用基礎設施。同時，各國更新立法，發展危機管理並推動民眾做好應對可能緊急情況的準備。此時此刻，波羅的海再次吸引政治家和研究者的目光。該地已成為俄羅斯與歐盟/北約國家間一條緊繃的直接接觸線。雙方言論越來越有對抗性，都認為自己的“堡壘”脆弱並決心以升級（定期軍演即為決心展示）回應對方可能的敵對行動。

波羅的海地區出現一種獨特局面：各堡壘都有高度獨立的危機應對能力——包括對“閾值以下”威脅的應對，北約堡壘與俄羅斯堡壘溝通受阻，信任缺失，敵意增加。顯然，這種形勢下，既要關註雙方的有意行動，也要警惕意外事件觸發已繃至極限的沖突彈簧的風險。波羅的海“堡壘群島”如今是不穩定源頭，局部危機和意外事件引發升級風險日益加劇。業已形成的波羅的海“堡壘世界”應是各堡壘間的“和平世界”，意味著必須重建區域互動與溝通模式。這種情景似乎能讓所有決策中心滿意，包括域外決策中心。

本文有刪減。需瀏覽俄文原文稿件，請登陸《瓦爾代國際論壇俱樂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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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爾·茹科夫斯基（Igor Zhukovsk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