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名導安德烈·薩金塞夫眼中的道德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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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俄羅斯》：您的影片《利維坦》取材於美國人馬文·黑邁爾（Marvin Heemeyer）對抗國家機器的故事。您為什麽會對這個故事感興趣，並將其嫁接在現代俄羅斯的土壤上？

薩金塞夫：當地水泥廠決定收購馬文·約翰·黑邁爾的手工作坊。馬文堅決不同意，於是工廠幹脆用圍墻將作坊圍了起來。絕望之下，馬文開著推土機推倒了工廠廠房，然後自殺。2008年，當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深感震驚，這樣的事情竟然會發生在美國。在敢於反抗當局不公對待中，在面對無視法紀的現實時，主人公感到自己成為國家英雄——這怎麽能夠發生在被視為法治國家的美國，在那里每個公民都可以在法庭上尋求公正的判決，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說，並不是一切都很完美？這使我意識到，每個國家的體制大致相同，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無視法紀的情況。這只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平常念頭，但卻深深震撼著我。

不久前，我看到奧里利烏斯·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著作《上帝之城》提給自己的那個有名的問題：國家與強盜有何區別？兩者都是人類團體。兩者都受到某位領袖領導。兩種體制下都建立起協調相互關系的體系。這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在於有無法律存在。如果一個國家中的法律不再起作用，那麽這個國家就會變成強盜集團。如果一個人總是能夠寄希望得到法庭保護，如果法律的確可以無視某人的職位和官銜，如果法律面前能夠實現真正的人人平等，那麽這就是國家的理想形式。這一想法使我堅信，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論著《利維坦》中所描述的理想化國家形式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在理論上可以創造理想的模式，但是一旦包含各種缺陷和不足在內的人為因素開始起作用時，任何理想都會被徹底顛覆。這已經不再是社會契約，而成為與魔鬼達成的契約。

《透視俄羅斯》：您如何看待目前正在俄羅斯流行的有關西方精神空虛和俄羅斯道德的討論？

薩金塞夫：要是法律體制在我們國家能夠得到準確無誤的實施，那麽談論道德就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道德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以它為基礎可以隨意想象任何內容或進行證明。我們再次回到法制國家的概念上來。當一個人的權利受到保護——他會擁有健康的身體和心態，並且自己感覺良好。如果他被迫不斷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利益，清楚警察不會保護自己，那麽健康的心理就無從談起。

《透視俄羅斯》：俄羅斯“奧斯卡委員會”似乎改變了戰略，選擇了《利維坦》。他們通常會推選規模宏大的史詩巨著，但這次卻選了一部小制作的社會劇。您對此有何解釋？

薩金塞夫：當然，我是當事人，但如果抽象來說——這成為某種突破。永恒的、無所不能的俄羅斯裙帶關系突然失靈了。原因有二：《利維坦》制片人亞歷山大·羅德尼揚斯基（Aleksandr Rodnyansiky）認真負責的態度。他竭力使盡可能多的委員會成員觀看這部電影。第二，“奧斯卡委員會”成員顯著增加。許多更加客觀和獨立且不聽命於上級指示的代表加入委員會。委員會中有了更多能夠表達獨立意見的自由人士。

《透視俄羅斯》：您拍攝電影不註重商業成功，不迎合大眾。然而，您的電影盡管複雜、深奧，擁有藝術影片的所有特點，卻征服了廣大觀眾。您的電影在哪里更受歡迎，俄羅斯還是國外？

薩金塞夫：在美國有4萬家影院，其中大約400家影院專門播放深奧的藝術電影。在紐約“電影論壇”影院（Film Forum）曾同時放映雷諾阿（Jean Renoir）的《大幻影》和我的《葉蓮娜》（2011），我對此感到自豪。我們國家沒有放映嚴肅影片的專業化影院體系。實際上，也沒有發達的、立足長遠發展的影片租賃行業。因此，我們不能責怪觀眾們失去對藝術電影的興趣。《葉蓮娜》在電視臺播放的時候，引起很多觀眾的興趣，收視率非常高。只是我們的成年觀眾幾乎不再去電影院，影院的觀眾越來越年輕化，青少年更喜歡刺激的電影。不過我真的認為，各年齡段的觀眾都在期待《利維坦》，而且會去影院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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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作者：瓦列里·基欽（Valery Ki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