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式腐敗：追究歷史根源尋求解決之道

掃一掃

普京以一場針對中央以及地方行政機構貪官發動的前所未有（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的反腐鬥爭開啟了自己的第三次總統任期。事實上，普京在第二次擔任總統時，反腐工作就已取得了顯著的進展。2006年，俄羅斯批準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開始為打擊非法獲利和稅收欺詐采取有效措施並承擔國際義務。2008年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俄羅斯經歷了第二個重要的反腐階段，當年簽署了《反腐敗國家計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期時，俄羅斯調查委員會卻發現行賄金額急劇增加——從2007年的6700增長到2008年的8000，而在2009年時更是達到了13100。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官方統計的數據遠低於實際涉案金額。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對俄羅斯帝國行賄及濫用職權歷史做必要的簡要了解，並了解已被證明為成功的反腐敗措施。

在中世紀俄國，行賄僅限於法庭上。因為，法官正是由當權諸侯的忠實夥伴（或者，中部地區的諸侯自己擔任）來擔任。自15世紀後期開始，隨著莫斯科公國權利的鞏固，中央集權國家開始形成，也隨之產生了需要控制和保護易於受到韃靼遊牧騎兵攻擊的邊境城鎮的問題。15-16世紀期間，莫斯科大公派遣官員前往這些遙遠的地區擔任行政長官。然而，公國並不負擔這些官員的日常開銷，他們需要從當地人那里得到物品和食物，這種做法被稱為供養（字面意思為餵養）。這種供養的必要性有其特殊的地理和經濟原因。由於當時金錢主要被用於對外貿易之中，因此國內流通十分缺乏，而且中央與地方相距甚遠，薪金無法準時送達，有時可能因為信使路遇盜匪而導致地方官員完全得不到任何收入。

這種供養制度得到了國家的許可。因此，如果當地人拒絕進行供養，將有可能被遭到強制執行。供養制度不僅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更是讓俄羅斯民眾心中產生一種印象，即政府官員接受物品和食品的做法並不違法，只是俄羅斯管理體系的內在特征而已。

通過18世紀的努力，俄羅斯貴族獲得了不可思議的權力。因此，從自身利益考慮，他們完全漠視貫徹任何反腐措施。這也難怪，1726年至18世紀末期俄羅斯參議院從未提出過任何相關修訂案。對於負責調查國家犯罪行為且需在司法和財政領域管理國內政治的總檢察長來說，幾乎沒有什麽時間在全國範圍內打擊腐敗。

轉變出現在帕維爾在位期間。他於1799年10月6日下令參議員對相關法規進行徹底修訂。其結果十分驚人，數百名貪官被撤職或監禁。此次修正促進了地方行政工作效率的顯著提高，使得中央政府能夠獲取大量有關本國公共事務狀況的真實信息。

在多年的反腐敗過程中，參議員修訂案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打擊腐敗工具。19世紀上半期，共提出超過80份修訂案，一些地區甚至接連提出兩至三次修訂。參議員在這些地區常駐數月甚至數年時間，收集當地群眾投訴並撰寫報告。參議員與當地官員之間沒有任何關系，也不可能被賄賂，因為其本身已非常富有！大多數參議員與沙皇關系密切，他們可以繞過相關機構直接向沙皇進行匯報，為其提供有關國家事務的第一手資料。參議員的修訂案對腐敗官員起到了顯著的震懾作用，同時也理順了當地的行政事務。

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尼古拉一世去世後，定期修訂案數量明顯下降。當然，國家也設立了不同的職位（最值得註意的是，禦前第三大臣）以監管民事和軍事領域，並進行反腐敗鬥爭，但其最主要的缺點在於其總部位於首都而不容易觸及地方問題，但這一情況在參議員進行修訂案時本已得到了比較好的改善。此外，中央辦事處在集中精力打擊大規模腐敗行為，而地方日複一日的賄賂問題卻依然很嚴重。最終，情況進一步惡化，腐敗蔓延至軍隊，軍隊高級將領也被牽扯其中，這也成為導致俄日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戰敗的主要原因。

蘇聯時期的反腐敗措施需要用單獨章節來闡述。然而，俄羅斯帝國的案例也可以得出某些相同的結論。一項簡單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將腐敗高發官員個人財富充公，並使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責任時，反腐敗措施才最有效。此外，官員親自參與對調查的有效性也至關重要。

本文為《透視俄羅斯》專稿

作者：格奧爾基·馬納耶夫（Georgy Manaev）